3 传承重在教材
1980年暑假，我提早回到学校，为的是到图书馆自由自在地看书。暑假期间，学生图书馆关闭了，教师图书馆也没有什么人看书，我就名正言顺地混了进去。因为教师图书馆值班的是田玉美老师的女儿，她平时也没少关照我。那个暑假，我花了一个多月阅读和摘抄余岩的《医学革命论》三卷，还抽空翻阅了“二版”教材，惊讶地看到每本教材版权页赫然印着“张大钊”等4位审稿人的大名，其他只有“某某学院主编”的集体署名。整个假期，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看书，另有一位“77药”的钱姓女生（家住“华工”）陪伴了半月，让我一边阅读还能够想入非非。
1986年，《中西医结合杂志》创刊5周年时，做了一本特集《中西医结合之路》，汇集了国内外知名的59位学者开辟中西医结合之路的文章，包括张老师的。这两天，我没有找到这篇文章，相信在张老师文章中对“二版”教材的编审过程会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仅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编的《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中，张老师撰写的“香港10年”有关回顾：
有些事情可能是机缘巧合，1962年我在西医学习中医班毕业，就参加了当时卫生部主管中医工作的郭子化副部长主持的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修订会议，最后并由郭子化部长指派黄星垣、曹鸣高、金寿山和我四个人一起，在上海最后编审整套教材。1964年二版教材18本全部出版，但不久即进入“文化大革命”阶段，使用的时间不多，但在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一带，却多次翻版，销路广泛，很多当地的中医学院，都把这套教材作为主要教学课本。因此刊印在每本教材首页，我们这几个系统学习过中医的高级西医的名字，在海外就有了很高的知名度（196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提倡集体主义著作的，出版的书籍，大多不写上编者、作者的名字，要把我们这几个人的名字写上去，是郭老特别批示的。这个批示还在我处保存，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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